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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士绅心态及其生活（第2页）

著有《觞政》一书。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于是出现了一些专讲饮食烹调、品茶饮酒的流行著作。张汝霖有《饔史》，张岱据此删正补充，而成《老饕集》一书。晚明论茶道酒政之类的书也很多。茶书有陆树声的《茶寮记》、夏树芳的《茶董》、屠本畯的《茶笈》、许次行的《茶疏》、万邦宁的《茗史》，酒籍有冯时花的《酒史》、袁宏道的《觞政》。至于其他杂谈茶酒的闲适小品，则各散见于文集、笔记，更是比比皆是。

二生活的闲适雅致

明代的士绅阶层一方面在物质上追求适世乐生，过的是一种穷奢极欲的享受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精神上则追求艺术化，别有一番闲适雅致的情趣。

士绅是社会的有闲阶层。这种闲适，显然来源于他们的经济基础。文人显然是士绅阶层的一部分。文人穷酸，而且愿意言穷，甚至哭穷。轻薄、无行，出入于花街柳巷，这是风流才子的勾当。而绝大部分的下层文人，即所谓的乡下学究，则无不是一副穷酸样。明朝人早就认识到文人与穷的不解之缘。如袁中道就说：“知交中韵士，即是贫士。富人多非韵人。”

但明代文人更喜言穷，如江盈科有诗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是母，宦橐薄如儒。”

虽做着七品芝麻官，穷得连乡书也不敢寄了，恐怕遭到猿、鹤的嘲笑。

当然，穷酸只是与学究为伍，而与那些已有官位的大人先生无缘。如江盈科之言穷，只是文人习气在作怪，其实与乡村学究相比，他的日子并不难过。正如近人朱自清所说，向来说“穷酸”、“寒酸”，似乎酸气者聚集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不会执著在书上，“酸气味”是可以洗掉的。

事实确乎如此。明代出仕过的文人，无论其如何说穷，终有基本的田地、房产供其消费。如唐顺之，初时有田百亩，其后增至“盈千”。

又如袁中道，自言维持其逍遥的文士生活以及养家的经济来源：有供粥之田，可取租四百余石；岁有租银近百金；又在沙市有一宅，售值可置田数百亩。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谢肇淛，在“贫贱”与“富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说出了心里话。在明代，流传着“贫贱不如富贵”之言，这已是民间的俗语。但同时也常可见到“富贵不如贫贱”一说，这在谢肇淛看来，是一种“矫语”，不难发现其中有矫情、骗人的成分在内。原因很简单，贫贱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谪，亲不及养，子不能教，何乐之有？只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再有贫穷饥饿之忧，才可以去享受一种既不穷奢极欲却又不失悠闲的生活。谢肇淛一语道出了真情：“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畊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扶藜，流连忘返，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足道乎！”

由此可见，士大夫所崇尚的清闲生活，当然与富贵公子的穷奢极欲不能等同，但清闲生活的维持，确实又离不开经济基础，即谢肇淛所谓的“田园粗足”。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士绅就可以过着一种清闲的生活。他们雅尚幽赏、有致，玩赏幽境幽趣，享尽四时风光，以做到四季清闲。下举高濂所列为例，看士大夫如何四时幽赏，如何做一个幽人：

春时幽赏：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八卦田看茶花。

夏时幽赏：空亭坐月鸣琴，飞来洞避署。

秋时幽赏：西泠桥畔醉红树，六和塔夜玩风潮。

冬时幽赏：雪夜煨芋谈禅，扫雪烹茶玩画。

士大夫的生活，归根结底是为了追求“有致”，即有风致。什么是“有致”？不妨再引述谢肇淛之言：

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喧，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

可见，所谓“有致”，就是随意所适，既是同心良友在闲日时的互相过从，更是一人独处时的一种意境。所谓“有致”，有时又是让人不务本业，举凡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却自有致。一言以蔽之，他们要做一个“知足”与“偷闲”的闲人。陈继儒说：“莫言婚嫁蚤，婚嫁后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后心不了。惟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

陈继儒还有一首《模世语》，描摹了士大夫安身立命式的生活情调，且引几句：“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么？”“今日不知明日事，愁甚么？”“荣华富贵眼前事，傲甚么？”“他家富贵前生定，妒甚么？”“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么？”这种话语，在当时被看作“清修妙论”。其实，士大夫这种清闲的生活内容，偷闲的生活方式，逐世的人生态度，所折射出来的无非都是一种颓废的享乐主义。

喜禅悦是晚明士大夫的风尚。如郑瑄就说：“与衲子坐松林石上，谈因果，说公案。久之，松际月来，振衣而起，踏树影而归，此日便非虚度。”

这完全是一种崇尚与衲子交游的士人生活。深究晚明士大夫学禅，其人或其目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人学禅，不过是虚脾，大率是想让人说他志韵高远，有道气，便于做官；第二种人学禅，胸中已经堆积了一肚子佛法，包裹沉重，但还嫌禅学疏浅，钻研故纸不休；第三种学禅，口里说我学禅学道，其实昏昏兀兀，接客之暇，还筹计家私，饱饭之后，还算量资俸，三乘十二分教，一字不看，一千七百则公案，一语未闻。

礼佛饭僧，谈禅说佛，与僧人交际结纳，已成为当时士大夫清雅生活的基本内容。明人陈弘绪指出：“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色，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

可见，“学仙谭禅”也为士人生活之一。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说：“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

就是晚明士人的生活实录。近人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也说：“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

士人禅悦风气之炽，于此可见一斑。这种风气导致士大夫与僧徒往还，不分好坏，不别良莠，即使一些酒色无赖之徒，也一概接纳相狎，所以当时有谚语道：“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

参禅、礼佛、饭僧，在明代士大夫看来，一概都是清雅之事，所以日常生活内容离不开这些。顾起元有一首《参禅》诗，诗道：“晏坐团蒲上，瞒盰白昼长。西来意何似，薝蔔逆风香。”又《礼佛》诗云：“长日空斋里，和南绣佛前。仍惭滥巾客，未了世因缘。”还有一首《饭僧》诗，诗云：“为饭莲花僧，伊蒲馔还具。若遇赵州来，且教啜茶去。”

士人宗教生活，于此可以想见。

晚明士大夫的聚会，经常谈禅说法，讲点禅机，说话都带玄机，十分热闹。

当时的士林名流如焦竑、冯梦祯、陈继儒辈，都好佛喜禅，有些甚至对佛学还有比较独到的研究，有著作传世。据《明史·艺文志》，陆树声有《禅林馀藻》，陶望龄有《宗镜广删》，王肯堂有《参禅要诀》，袁宏道有《宗镜摄录》，袁中道有《禅宗正统》，萧士玮有《起信论解》，钟惺有《楞严如说》，曹学佺有《蜀中高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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