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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佛教生活（第2页）

三是担心僧人一多，寺院会成为逋逃、盗贼的庇护所，

对传统秩序形成威胁。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僧人与世俗的接触，甚至败坏佛教门风，影响到朝廷的统治。如军民一且逋逃到寺院以后，就难免会出现下面的情况：“或有拥妻妾于僧房，育子孙于道舍”；寺院有大量的庄田，需要进行管理，于是每当春耕秋收之时，“群僧往来佃家，男女杂坐，嬉笑酣饮”。

有鉴于此，明太祖及明代诸帝对佛教的整顿，首先是从这些方面开始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颁布了《清教录》，书中禁约条例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这两条。

在明代朝廷的宗教政策及其相关的政令上，往往存在一个与实际行为脱节的问题。换言之，明代诸帝所颁发的对僧、道的各种禁约、戒律，事实上多成虚文、具文。正如有些学者所言，明代诸帝方颁诏说“左道无益”，理应尽行摒绝，而事实却是术士络绎道路，相继入廷；才降谕说“缁黄蠢民”，应该加以禁止，而事实却是剃度方兴未艾，日炽月烈。

正因为如此，自中期以后，僧人、道士之数大增，而佛、道的势力也越发增强。

以寺院的数量而言，英宗、宪宗两朝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天顺元年（1457）十月，英宗赐北京及浙江等处的寺额如“真庆”、“嘉福”等40所；十一月，又赐在京或在外寺额如“法光”、“永泰”等40所。在短短的两个月期间，就御赐寺额80所。不仅如此，正如当时的礼部官员所言，随后在京或在外，僧、尼、道士、女冠“请赐寺院庵观名额者，源源不绝”。

到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敕赐寺观639所。随后又有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正如明代史料所言，“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

有鉴于这样的事实，明代一些较为开明的儒家士大夫，就不再单纯主张禁止佛、道，以维护以儒学立国的大明帝国统治的纯洁性，而是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考虑佛、道二教对现实社会的适用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在晚明出现了比较新颖的看待佛、道问题的观点：一是鉴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开始失去土地，或因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成为流民，一些士大夫看到了寺院、宫观存在的必要性，认为二者是国家的“大养济院”，可以收容这些饥民或流民；

二是与传统上主张对僧、道人士实行严格的考试正好相反，一些士大夫却别出怪论，认为毫无必要从经典或仪式等方面对僧、道实行严格的考试，以使僧、道中多平庸之辈，少杰出之人，不再与儒争胜，从而保证传统统治的稳定性。

二寺院统属制度

由于明代存在着南北两京制度，寺院的统属也分南北两大系统。从总体上说，明代的佛教寺院统属，具有以下四大特点：其一，寺院的住持受制于僧录司的官员，而最后则由朝廷的礼部起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其二，一些大的寺院，尤其是赐建的寺院，作为朝廷的香火院，其住持往往同时也是僧录司的官员，而且管理佛教的僧录司衙门，也多设于这些大寺院中；其三，寺院统属，多采用以大统小的方式，小的寺院就由大的寺院统领；四是归并寺院，并出现了佛教“丛林”。

佛教寺院之中，其制有“住持”，有“受业师”。按照明代史料的解释，所谓“住持”，就是寺院的“管家长老”；而在寺院中，僧人亲承经教，拜为师主者，则称“受业师”。

已有的研究成果证明，明代的寺院住持制度，分为官住、住持两种。

这基本符合当时的事实。以南京的寺院为例，明人盛时泰记道：“今城内外诸精蓝自五大刹建自朝宁者，则设有善世诸官。而凡山寺之在远迩者，各有住持一人，以领袖诸缁。”

而佛教的管理机构，也设于此类敕建大寺院中。如洪武元年（1368）初设的善世院，就设在南京天界寺内。洪武十五年（1382），僧录寺仍设于天界寺内。

如果是钦赐的大寺院，因是采用官住的方式，住持其实就是由僧录司的官员兼任，或直接由皇帝钦点。如明人葛寅亮记，南京的三大寺，“俱僧录分摄”。

正统十三年（1448），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僧从铃家赀巨万，结纳权贵，替他上奏英宗。于是，英宗命他为僧录寺右觉义，仍住本寺，“提督五台一带寺宇，踢敕护持”。

在明代历朝，均有皇帝钦点住持之例，而且一些敕建的佛教大寺院，其住持并非只有一人，有时是两人共同住持，

甚至三人住持。如洪武十三年，重建南京天禧寺，明太祖下诏，由僧人守仁住持；洪武十六年，重建凤阳大龙兴寺，太祖诏僧人善祀、文彬住持；宣德年间，皇后孙氏笃志于着，宣宗因其之请，敕建大功德寺，“命礼部简僧之诚实有戒行者，主寺之熏修”；弘治十四年（1501），因内官监太监李兴之请，在大兴县东皋村，建造一座寺院，踢寺额为“隆禧”，明孝宗诏升僧录司左觉义定锜为右讲经，兼本寺住持；正德二年（1507），明武宗下诏，升僧录司闲住右觉义性道为右讲经，赋予他佥押管事之权，并兼北京智化寺住持；正德二年，明武宗下旨，升大兴隆寺僧人真泰为僧录司右讲经、定晓为左觉义，与右讲经性道“俱兼大兴隆寺住持”。

明代两京僧人，均直属礼部管辖。每当寺中缺住持，就由礼部郎中考其高下，以其中考居首位者填补。

晚明一些寺院住持的选拔或者考课，形式上显然已雷同于儒家的科举考试，而从座师、同寅诸称的出现来看，

佛教寺院中的僧人也沾染上了很多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习气。

一般的小寺，其住持的选拔，则显然受到了僧官衙门与礼部的双重管制，尤其是礼部的制约。关于一般寺院住持的选拔程序，以及与僧录司、礼部之关系，盛时泰的《牛首山志》为我们提供了极为详细的资料，得以全面了解其中的程序。根据记载可知，每座寺院有住持一人，统辖诸僧，但住持的去留，则由礼部尚书陟黜。每当遇到寺院缺少住持，其住持的推选程序如下：先由寺中众僧各以名上，再由礼部尚书在其中遴选一人为住持。住持归属一且定下，礼部尚书就让所属官司执行，而任命的札付则出自僧录司的善世。至晚明，善世一职已久虚其名，则由僧录司的觉义以次掌握印篆。

住持之秩，本与觉义不甚相远。但一且各寺住持的出任，需要得到出自僧录司觉义的札付，于是住持与觉义相见时，身份就稍有下降，虽名义上是一寺住持，但在礼仪上所获待遇几乎就如同一般僧人。不过也有例外。凡是一寺住持出自礼部尚书亲自遴选，又才品相当优异，而且任命的札付也出自礼部尚书之手，那么此类住持就可以与僧录司掌管印篆的觉义平起平坐，从而使寺院也可以与钦赐的大寺相提并论。这时的一般寺院，尽管其住持之秩还是与于诸寺之列，但“其声称翕翕，在诸住持上”，

声望骤然上升。

佛教寺院以大统小之制，自明初实行以来，在明代中期尚一直贯彻实施。即以南京牛首山上的弘觉禅寺为例，此寺在洪武年间称佛窟禅寺，当时的住持僧是李行琛。行琛于洪武十九年（1386）还俗。接替他住持此寺的是僧人斗南。

宣德八年（1433），巳故太监名下南京内宫监内使阮昔，重新修缮此寺，起盖佛殿、山门、廊庑、宝塔。至正统年间，此寺敕赐为“弘觉寺”。景泰二年（1451），阮昔又用自己在南京城内旧宅建寺一座，钦奉敕赐，称为“承恩禅寺”。承恩寺建成后，由弘觉寺住持僧福宽“兼住掌管”，而承恩、弘觉二寺，“俱是一处常住供给”。

这是大寺弘觉寺带管小寺承恩寺之例。

至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信奉佛教，在北京的各座大的寺院，均设有一些“书办人员”，专门传录佛经，由近幸太监一两人统领其事

书成上进，以供御览。

在明代的寺庙制度中，值得注意的是“丛林”的出现。所谓丛林，据明朝人的解释，就是“省诸小寺，并入大寺，合众寺为一处”。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浙江雁荡山的能仁寺，就是通过这种合并，“立成丛林”。

在能仁寺下，分统八庵，分别为同源、新楼、下院、龙湫、柘庵、云岩、昙花，虽说“各理田粮，以供役事”，但“惟一人住持”。

寺院丛林之制，始于明初洪武年间，这与明太祖的寺院合并制度相关。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太祖下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余而处之”；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在命令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时，也重申规定，“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又令：“凡僧人不许与民间杂处，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

归并以后，各处寺院也就汇聚成为“丛林”。如明太祖之令有云：“本县僧人杂处民间者，见其实数，于见有佛刹处会众以成丛林。”“令之后，敢有不入丛林，仍前私有眷属，潜住民间，被人告发到官，或官府拿住，必枭首以示众，容隐窝藏者，流三千里。”

南京的天界寺，是僧录司的所在地，赐额是“大天界寺”，而且明太祖御书“天下第一禅林”之榜于外门。

自迁都北京以后，北京的大兴隆寺、大隆福寺和大隆善寺的地位逐渐取代了天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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