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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艺术化生活风尚（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三艺术化生活风尚

在追求物欲与享受之后，晚明的生活风尚又开始趋向于艺术化。这种风气，以社会阶层而言，当然是始于那些士大夫有闲阶层，以及那些徽商大贾，但影响已经及于一般的民众；以地域来说，当然始于江南的三吴一带，但其风气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城市。

在传统社会，俗是最遭忌讳之事，在事物、为人诸方面，无不以俗为大恶之事。如文字最忌俗，一俗就不可医。凡是做人，也最忌俗。如果一个人为人，所怀的是俗情，所说的是俗语，所行的是俗事，即使其本质近于忠、孝，不过是一个乡愿之人而已。

在晚明，士大夫中流行一种避俗之风，于是以耽情诗酒为高致，以书画弹棋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噱谈声伎为放达，以淡寂参究为静证。如此种种，已成了当时士人所普遍崇尚的流俗。

明季盛行“清客”、“韵士”。凡是啜茗善弈，种竹栽花之人，均被称为“清客”；凡是甄别古玩，谈谐诗骚之人，则被称之为“韵士”。但正如清初人蒲松龄所言：“清不必离尘俗，一无染著即为清；韵不必操缦安弦也，饶有余致则为韵。”

假若都去追求一种清韵之趣，一旦成为一种流俗，显然也有趋于俗化的特点。而从他们的旨趣来说，反不如米盐妻子犹得与于日用。换言之，在晚明的士大夫看来，在雅与俗之间，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尺度，对雅事的过分追求，同样可以转变为一种俗态。正如郑瑄所言：“别业是胜事，稍营恋亦市朝。奇玩是雅事，稍贪痴亦商贾。杯酒是乐事，稍拘挛亦苦海。花木是清事，稍拮据亦业障。”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情词最容易工整。这是因为人生于情，而上古时期的十五国风，也无不印证了只有用这些情词，才可以使“愚夫愚妇”兴知，懂得中间所蕴涵的儒家道德。从听者的角度来看，也是情词容易动听，如《西厢记》和明代广泛盛传的南北时曲，无不都是一些情词。一旦涉及情词，是否就必须一概作调脂弄粉之语，或者说尽用一些“淫词艳曲”来打动人甚至蛊惑人，明代的士大夫却在肯定情词的基础上，对这些情词作了审美趣味上的提升。正如画家将重的设色视为“浓盐赤酱”一样，如果一个女子施朱傅粉，刻画太过，其实还不如靓妆素服、天然妙丽者为胜。同样的道理，在一些情词中，大多语涉闺阁，本已属于“秾艳”之列，如果还是在刻画上着许多色相，而辞又多属浓艳，这就变成了画家所谓的“浓盐赤酱”。所以，一些人就主张，在此类情词中，必须采用一种用冷言剩句出之的方法，再杂以讪笑，方才有趣。

从“秾艳”向“简淡”或“冷言”、“俊语”的过渡，这是自生活世俗化之后，生活时尚发展趋向上必须经历的一个新阶段，也就是生活的艺术化。

按传统士大夫的观念，这种对生活艺术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体现为一种“伪为雅”。正如明人王衡所言：“盖今人多伪为雅，而吾吴尤甚。兰菊几家置一谱矣，次则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极矣。”

但我们在这种风尚中，不难看出社会风俗的一种新动向。

生活风尚的艺术化问题，必然牵涉到一个审美的情趣问题。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上至士人，下及仆厮，无不崇尚华靡，好为秾丽齐整。这显然也是一时的时尚。但在那些追求更高的审美层次的士大夫看来，诸如秾丽齐整一类，只是三家村中暴发户人家的必然归结，而惟有淡薄雅素，才是真正的“大家风味”。

从秾丽齐整到淡薄雅素，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生活风尚的一种新动向，也就是从生活的世俗化向艺术化的转变。

生活风尚的艺术化同样也牵涉到生活的“乐趣”问题。生活的乐趣，显然来自物质的基础。正如传统的俗语所云：“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有时候确实是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可见，“安贫”二字最难。明代商业化大潮所带来的就是对物质、金钱、肉欲的大胆追求，由此而来的就是人们的生活观念向享受转变。这是明代生活风尚“世俗”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的乐趣是否只有物质享受的满足？乐趣何处去寻？是否只有声色、犬马或者嗜欲、功名才是乐趣？这又牵涉到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人们生活层次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儒家士大夫的消闲生活，显然已经说明了生活应该向艺术化转变，在清闲、雅致的场面中别求一种“赏心乐事”。明朝人毛元淳所著的《寻乐编》一书，已经明白地告知人们，晚明士人所谓的“乐事”，究竟是怎么一种生存状态。这种乐趣显然源自儒家“安贫乐道”的观念，再结合明代的现实生活，演化成一种士大夫式的艺术化生活习尚。

孔子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颜子处在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就是明代一部分士大夫生活追求的源头，也就是轻富贵而重道德，却又有素位自得之趣。这种乐趣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些地方：有山水之乐，到后愈觉有味，藉此陶情。有读书之真乐，在书中与古人对话。斜阳映翠，近山鸣蝉，静听其声，秩秩然合礼，雍雍然合乐，真天地间清籁，山林中一部绝妙鼓吹。秋来石榴红满枝头，静坐闲观，殊觉有欣欣生意，令人心花忽开。初冬之夜，独坐书斋，饮白醪数杯，读渊明诗数首，殊觉气味相投。忽举头见瓶中黄菊一枝，宛然如对渊明先生，正堪欢酌。谈心千载之上，可为知己。雨后初晴，闻黄鹂一声，万境俱空，宛然如故友相访，不可不为用情。春间莺啭，秋来蝉噪，真可称为两个清友。

如此种种，都可以陶冶性情，也属于目前乐事，即使素位，也可享受。

生活风尚的艺术化，必须基于闲暇时间的充足。明代中期以后，朝政宽大，在京的官员大多过着一种闲适的日子。士大夫相见，不过是叙寒暄、道旧好，此外就是谈些星命，或论说相术，甚至指画堪舆、地理。这些之外，又是围棋、金华酒、杜诗、《左传》文，以此相尚，蔚然成风，把这些看成是“高致”的表现，有些人还通过它来博取美名。

艺术化的生活，必然需要有一些“清韵”之物相配。或置之案头，时常把玩；或融入自然，吸取空旷之气；或与人相对，说些冷言韵语。明末著名的山人陈继儒将清韵之物列成下面一份清单：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鼎彝令人古。

所有这些，不能不使我们感觉到他们确实是在朝着生活的艺术化方面努力。

生活风尚的艺术化，在居室的美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美化居室，提高自己生活的品味，无非是藏画、藏书、养金鱼、放置瓶花之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居家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无不体现出休闲、闲适的生活主旨。

在晚明，一些士大夫家中通常挂一些描绘香奁士女故事的装饰画，“以资玩好”。

还有一些好古之家，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买上数十幅画册，藏于家中。等到客人上门，就悬挂于中堂，“夸以为观美”。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这些人并非真正懂画，不是“鉴赏家”，不过是“好事家”而已。但用绘画作品来美化自己的居室生活，这种风气的形成，无疑反映了当时生活风尚艺术化的倾向。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般人家无书，有一些书，也不过是用作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籍。更有甚者，庸夫将书当作枕头，村店用书来糊窗格，市肆中用书覆酱瓿，甚至婢妪拿书夹鞋样，这样的例子触目皆是。如果以此种风气作为一种参照物，那么，在晚明一般有钱人家出现一种以藏书为风雅的习俗，尽管不免附庸风雅之嫌，但还是一种在生活风尚上追求艺术化的反映。

在杭州，士大夫家中几乎家家都养观赏鱼。所养之鱼为红鲫鱼，俗称“火鱼”。其品不一，如鹤顶破玉、红颊白喙、牛鬛素尾、阳背阴腹之类，都可以算是观赏鱼中的奇品，一尾就值千钱。养鱼之盆、盂，或为金，或为玉。将这些鱼盎放在客厅的几上，有客人到来，“出相夸示，以为娱”。

苏州府嘉定县的游闲子弟，也开始畜养“朱鱼”用来观赏，品类奇绝，一尾可值银一两。

家中厅堂以观赏鱼作为装饰，在晚明已是蔚为风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居室的案头，总是布置一些与季节相配的瓶花，也即在胆瓶中插时花，藉此引类连情，境趣相合。这些花各有相宜，如：梅芳傲雪，偏绕吟魂；杏芷娇春，最怜妆镜；梨花带雨，青闺断肠；荷气临风，红颜露齿；海棠桃李，争艳绮席；牡丹、芍药，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开笑语；幽兰盈把，堪赠仳离。

为了迎合城市居民日益装点居室而对鲜花的需要，于是在城市的郊区，就出现专门的种植花卉的产区。如北京右安门外草桥，当地人就是靠种花为业。每天早晨，进城的卖花担成百上千，所卖之花就产自草桥。在京城的市场上，一年四季鲜花不断：刚入春，有梅花、山茶、水仙、探春；春到一半，有桃花、李花、海棠、丁香；春将尽时，有牡丹、芍药、孪枝。入夏，除了石榴花之外，全是草花，诸如：蜀葵、莺粟、凤仙，则花备五色；鸡冠花，花备三色；玉簪花，花备二色；十姊妹、乌斯菊、望江南，花仅一色。入秋，既有耐秋的红白蓼，又有不耐秋的木槿、金钱，还有耐秋不耐霜的秋海棠。到了数九寒冬，通过土窖或者火炕，在十月中旬同样可以使牡丹花上市。

在生活日趋富裕、闲暇日多以后，其中的幽人开始优游玩弄，仿照古代的名笔，修剪花木，点缀盆池，弄一些盆景，作为家里的摆设。其所制盆景，老干虬枝，奇葩绣错，掩映成林，而高不盈尺，小巧玲珑。不过一个盆景的培养，常常需要花费十多年。

在生活时尚上已是如此精致，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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