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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 仕途顺畅（第1页）

“曾国藩全书（..）”！

篇二仕途顺畅

一、平步七迁

1.初入官场

钦点翰林，改庶吉士后的曾国藩同年（道光十八年）八月与凌玉垣、郭嵩焘同行回到湖南。偏远山村里出了个翰林，这个头等新闻惊动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连日里，曾家的宾客络绎不绝，比曾国藩“早售”之日的场面热闹多了。亲戚朋友，以及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全部都赶来贺喜，所有的贺词赞语无非就是子贵父荣，曾国藩乃蟒蛇精灵之类的话。当全家都在沸沸扬扬的时候，年已六十五岁的祖父曾星冈却较为冷静，对儿子竹亭说：“我家以农业为本，现在虽然富贵了，但过去是不能忘的。宽一当了翰林，事业还很长远，我们家里的一切食用都不要他关问，不要累着了他。”这实际上是叫曾国藩解除后顾之忧，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仕途上。

道光十九年正月，曾国藩拜祖坟，上祠堂和家庙进行祭祀。又于二月初七日起一一走访了县里的亲朋好友，更于三月二十九日起，遍走衡阳、耒阳、永兴各地亲友，拜谒地方官员绅耆，六月廿二日才回到了家中。甫一月，又于七月二十三日起，走访了宝庆、武冈、新化、蓝田这些地方的亲戚朋友，十月初四日才回来。之所以他会如此忙碌，一为酬谢亲友，二为炫耀衣锦还乡，三为联络官府，更为光宗耀祖。

由于第二年（道光二十年）四月翰林院举行散馆考试，曾国藩于十一月初二日开始向京城出发。正好这天寅时，纪泽——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自从十五个月的大儿子桢第于当年二月初一日因痘症夭折，十岁的满妹也因此而夭折后，他妻子总是不停地哭，这天却破涕为笑了。自衡阳迁湘乡大界的曾氏始祖曾学孟，在迁湘乡前，曾住在衡山白果十多年时间，其妻屈氏在白果鸡公头一个姓周的人家屋后埋葬。由于久未挂扫，已经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了，曾星冈这年才去白果找到了这个地方。也正在曾国藩进京的这一天，一百多名族人全部集合在他家之后，上坟山竖碑祭祀。曾国藩正是参加了这次大祭坟活动后，从白果出发，经过两个县城——湘乡、宁乡，到达长沙府，下河乘船北上的。他的父亲和叔父骥云把他远送到了长沙才回去。

他和同行者经过漫漫征途，于三月二十八日才来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个叫千佛庵的庵堂里住了下来。

四月十七日散馆的题目是《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的题目是《赋得“人情以为田”》，得耕字。第二天揭榜，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廿二日引见，他被任职为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苑，至这年年底，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年时间。除夕将到之际，他回首流逝的岁月，一想到自己功不成名不就，学业也没有长进，京都的繁华与自己的清苦冷落更是对比鲜明，不禁“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

2.西行入川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廷试的题目是《如石投水赋》，其韵为“陈善闭邪谓之敬”；《烹阿封即墨论》；《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得“莺”字。他在众人中名列二等第一，十四日引见，第二次被任职为翰林院侍讲。七月十五日正式补了侍讲这一空缺。

三月二十三日，曾国藩被引见后的第九天，他兴高采烈地向祖父母报告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初闻之，孙心惊恐甚，盖不作赋久，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入考，到今才过四年，此举万没料中。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而结果却让曾国藩出乎意料，故他不无自豪地禀告祖父母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他升了官，以前的冷落感一扫而空，怨天尤人的情绪也消失殆尽，立即大谈“竭力尽忠”。

曾国藩的好运接连不断，升侍讲后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试正考官，而较他年长资高的御史赵楫却只得到副考官的职务。

曾国藩立志要像诸葛孔明那样，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他一到四川，这位卧龙就成了他第一个凭吊的对象。

他曾在留侯张良庙流连忘返，对这位汉初的风流人物“英风渺千载”备加景仰，将自己“亦欲从之游”、“达人志江海”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

西行旅途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并终生铭记于心。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热后，好几天吃不下一粒饭，颠簸晃荡的轿子更是让他难以忍受，但同行者除劳崇光多方照顾外，别的人都好像看不见似的，曾国藩竟病得“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他一到西安，陕西巡抚、湖南湘阴人李星沅却给了他很多的照顾，百般慰藉，“遗仆炊香粳，呼僮伺馆舍。征医未辞频，馈物不论价”，还专门飞报蜀中大吏，吩咐他们以医师代巡捕，来迎接这批考官。

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返都后，担任文渊阁校理。

3.高升不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九月，分校庶常馆。十二月初七日，第三次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初二日，曾国藩第四次任职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詹事府的职务本是东宫辅导太子，因本朝设有上书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诸官无所事事，不过如翰林院一样只会养才储望罢了。”九月二十四日，他第五次的职位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日，担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湘籍京官上书皇帝言事，奏折是由曾国藩写的，他由此成为湘籍京官之首。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大考的题目是《远佞赋》，韵为“请问下民常厥德”；《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取得了二等第四名的成绩。到这个时候，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被第六次任职为内阁学士，同时兼礼部侍郎的头衔。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对如此的平步青云感到惊诧不已。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虽然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的内心早已激情澎湃，同一天，在给叔父母的信中他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用非常自负的口吻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对他的弟弟们百般叮嘱：“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他不断升官进禄，处境得到迅速的变化，心境也随之而明朗，此后，身居礼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国藩，真正开始了其官场生涯。

二、贵人相助

曾国藩在没有被实际授职为礼部右侍郎之前，虽然做了十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实授礼部右侍郎才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年之中，曾国藩曾经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攀升于官场，实在让人艳羡不已。而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官场晋升，与那个叫穆彰阿的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别号云浆山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曾经担任过各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领班。穆彰阿门党极多，其中就包括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除了皇帝的权势，无疑是没有人能压得过穆彰阿的。

曾国藩正是考虑到穆彰阿这种无人能够企及的权势才拜在穆彰阿的门下。

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便是曾国藩。复试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在考试中他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为同进士出身。一心想入翰林院的曾国藩非常不满意他所取得的成绩，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来看，列三甲者不能进翰林院，如果进不了翰林院，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发展未来的仕途之路，这一点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就在这时，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他非常赏识，提拔了他。

无论是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还是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詹大考，穆彰阿都是以总考官的身份出现的。在翰詹考试中，穆彰阿就要求曾国藩把考卷的底稿交给他，曾国藩立即誊正后把底稿送到穆府中去。这次拜访使两人的师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此，曾国藩这位农村出身的进士很快地就把穆彰阿作为他在京城的政治“靠山”。正因为他与穆彰阿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他的身边。“穆彰阿曾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及入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于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

穆彰阿与乙丑同年雅集图清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三、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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