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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创作经历（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我的文学创作经历

问：

你从小就喜欢作文吗？

答：

我上小学的时候不喜欢作文，也不会作文。上初小时，我抄袭过大姐的一篇叫《夏夜》的作文，现在还记得头几句儿歌：“夏天好，夏天好；纺织娘，把歌唱；金蛉子，把铃摇。”老师给了满分。下一次作文没有可抄的，写得乱七八糟。老师批文：“学业如行舟，不进则退。”

问：

你什么时候喜欢作文的？

答：

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作文。这要归功于国文老师杨邦杰。我当时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到杨老师的寢室玩，他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对我们讲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引起了我对新文学的兴趣。后来，另一位老师命题作文《一年容易又秋风》，因为从小就受到爱国抗日的教育，我设想了一位日本妇女，她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从她的视角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

问：

这对你有很大的鼓舞吗？

答：

当然受到鼓舞。我们家有不少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特别喜欢《阿Q正传》。因为爱读书，作文有了进步。高琦初中每年逢校庆，总要出一本校刊。前面是省教育厅厅长的文章，接着是校长、主任和老师的文章，然后选登一篇学生的作文。1943年冬的校庆，校刊选登的学生作文，是我的《偷营》。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文用铅字印出，十分兴奋，像阿Q一样，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

问：

你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

答：

只能说习作。在高琦初中，我与吴敬琏、张忠隶几个同学办的壁报，受到不少同学欢迎。上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时，和陈先泽同学办壁报，名叫《破晓》。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后为四川大学教授）发现了《破晓》，也注意到我。卢剑波老师是位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在《自贡晨报》上办了一个周刊，名叫《今日青年》。在卢剑波老师的鼓励下，我写了几篇散文似的习作，发表在《今日青年》上。

问：

这以后呢？

答：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我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经常买最后一排的最便宜座位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这些话剧对我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影响。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运动后，在中共地下党员贾唯英的影响下，我们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我们的武器是笔，写的文章包括反对内战。破晓社办的壁报被三青团的成员撕掉，我们干脆办了铅印的《破晓半月刊》，共出了六期。我们既是编辑，又是作者。六期刊物，每期都有我的作品，也就是现在称为的小小说。同时，我也在成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们学校有一位留学法国归来的老师，她是唯美主义者，公开批评鲁迅。我在《华西日报》发表文章反驳她的观点，分上下两篇刊出。1947年，破晓社的部分成员为成都的《民风日报》协办了名叫《泥土》的副刊，每周一次。我也是作者之一。以后我到了重庆，在《大公报》和《新民报》发表过评论和散文。我高中的一位同学到《自贡晨报》工作，也约我写了一些杂感。1948年底，我写了《散文诗两首》发表在艾芜为《大公报》主编的《半月文艺》上。这是我解放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些习作，多是不满现实，揭露旧社会某些黑暗现象的。1949年初，我全力从事地下党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停止写作和发表文章。

问：

解放后你又开始写作？

答：

解放初期，新鲜事物太多，又忙于工作，除了写过几篇通讯，没有文学创作。1954年，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为儿童写了一篇的小小说，刊在《新少年报》上。1955年，开展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后，我就再不敢写作了。

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

答：

简单来说，我们破晓社的一位成员，五五年被定为“胡风分子”，其实我们和他早在四六年下半年就分手了；加上解放前我认识所谓的“胡风分子”的方然和绿原，尽管接触很少，我却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在审查过程中，要我交代过去所写的所有文章，包括题目和笔名，什么时候发表在什么报刊上。那时候年轻记性好，我大约回忆到近百篇文章。审查结论，我不是“胡风集团”成员，但认为我受胡风“反动”思想影响严重，上纲上线地把我批判一通。我多次声明，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鲁迅和巴金，而不是胡风，但这被批判为美化自己，为自己“擦脂抹粉”，无济于事。从此，我再也不敢创作了。

问：

为什么不敢创作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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