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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作家杨远新面对非常官司中（第1页）

第十二节作家杨远新面对非常官司（中）

三

是否上诉？上诉能否能胜诉？杨远新致信《深圳周刊》主编金敏华

2002年6月26日，《深圳周刊》收到了安乡县人民法院送达的初审《判决书》，既感到愤慨，又感到无奈。我得知判决结果，心情比他们更难受、更痛苦。下一步是否上诉？上诉能否胜诉？《深圳周刊》新任主编金敏华征求我的意见。对此，我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金敏华于2002年1月出任《深圳周刊》主编时，《魔头张君》已成为过去的一页，他对当时的很多情况不甚了解，于是，我致信金敏华主编，表达了我对此案的观点和看法。

第一、创作缘起与侵权诉讼。2000年9月21日上午，湖南省作家协会人事处长彭克炯给我打电话，大意为：《深圳周刊》主编刘美贤要组织反映常德“9.1”大劫案的长篇侦探纪实文学，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孙健忠推荐你为最佳人选。不知你是否乐意接受这一任务。我首先向孙健忠主席表示了谢意，也同时坦言我的难处。彭克炯同志提出：刘美贤同志已经到了孙主席这里，你们都是老熟人，先见见面再说吧！我与刘美贤同志已数年不见面，但我们过去有友谊，他担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时曾给予我诚挚的支持和帮助。

于是，我请刘美贤、孙健忠、彭克炯小聚。席间，刘美贤谈了稿件的要求，并强调5天后连载之一要发稿。孙健忠主席曾是辅导过我的老师，又是作协的头。他极力鼓动我接受这一任务。我当时感到压力很大。但我出于三条原因应承下来。第一，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张君于9月19日在重庆落网后，重庆方面的宣传势头特别强劲，我应该向他们学习；第二，对常德同行的热爱。常德乃至湖南公安民警为揭开张君团伙的真面目历尽了千辛万苦；第三，对家乡的深情。常德是我的老家，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我不写，谁写？第二天是星期二，上班我就和一位副处级侦查员驱车直奔常德，白天就“9.1”大案暴露出的人口管理方面的问题展开调查，晚上采访“9.1”大案的指挥员、侦查员，既作笔记又录音，4天半时间，跑遍了张君团伙的主要活动地津市市、安乡县、武陵区、鼎城区、汉寿县，掌握了丰富的材料。

星期六下午返回长沙，放下行李，立即投入创作，一天两晚，赶写出15000多字，从星期日傍晚6时许到星期一凌晨5时许，刘美贤一直坐等我家催稿，我写一节，他看一节，我妻陈双娥修改、打印、定稿一节，直到我把“编者按”全部写就，刘美贤满意了，拿着稿件，驱车直奔火车站，托人带回编辑部。

当时“9.1”大案四号魔头陈世清在逃，一线民警还处于紧张的战斗中，时刻都有最新情况，我一方面与前线指挥员、侦查员保持热线联系，又利用一切机会，多次深入常德采访，2000年10月7日，陈世清在安乡落网后，我又奔波数百里，采访了他的家人，考察了他隐藏30多天的石门县壶屏山的一座山洞。这给我带来了内心的高兴与安慰。我也似乎与《深圳周刊》融为了一体，我也像普通读者一样，每期到书店或《深圳周刊》长沙代理发行处购买4本样刊，享受先睹为快的喜悦，同时收藏保存。

2002年1月，突然面对柳建勋对《魔头张君》的侵权指责，我的第一感觉还是比较平静。原因一，我与柳建勋素不相识，与其无怨无仇，至少不存在侵害他的主观意图。原因二，我没有对他进行过采访，也从未与其谋面，不知其身材体型，五官特征，我不可能对其作出针对性地描写。原因三，我也没有调阅过柳建勋的人事档案及相关资料，我也不可能对其人生经历作出针对性地表述。原因四，我交往的范围内，没有人认识柳建勋，哪怕是饭后茶余的笑谈中，也没有人会提到与其相关的素材。原因五，文中松滋河宾馆是我根据贯穿湖北、湖南的一条长江支流“松滋河”而取名，目的是增加文学色彩、地域特色。系我独撰。安乡县境内并无“松滋河宾馆”这一实体的存在。原因六，“蓝宝力”这一名字，在湖南6500万人口信息档案中并不存在。我取这一名字，是我三次随手翻开字典，各取一字联结而成，为了避免与人巧合，我查阅了湖南人口信息系统，存储的人口信息资料中，没有“蓝宝力”这一名字。原因七，以我33年的写作经历和600多万字的侦探纪实文学作品积累的经验，我自认为在处理纪实文学作品中的这类人物是比较谨慎的，此前从未惹出任何侵害名誉的纠纷。原因八，我相信法律的公正，相信法官不会乱来。

接下来，我得知XXX提起民事诉讼，安乡县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以及柳建勋系“乡人大代表”、“乡镇企业营销家”的显赫身份后，我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为此，我停下了手头的一切创作，用工作之余的全副精力应对，因而国内上半年的报刊杂志上几乎很难见到我的名字，给我创作上造成了很大损失，同时，也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每想到此事，就有种被强奸了的感觉身心上火，导致三、四月份注院治疗，花去数千元医疗费。这些日子，我不得不耐着性子，支撑着身子，投入宝贵的精力和时间，针对这起荒唐可笑的名誉侵权诉讼开展有关工作。

安乡县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初审判决，早在我意料之中。

第二、《魔头张君》不存在侵犯柳建勋名誉权。《魔头张君》共66章加“尾声”，前66章表现湖南尤其是常德公安民警智勇兼备，无私奉献，历尽千辛万苦，终将张君团伙彻底捣毁，还安宁祥和于人民的感人事迹。“尾声”重点表现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张君团伙的艰难历程和作出的公正判决，并提出了如何杜绝张君团伙再度滋生这一重大问题。

全文20万字，除了塑造众多党政领导、民警、法官、银行职员、平民百姓的形象之外，也虚构了15个有名有姓的从属人物，其中男性6人，女性9人，管区民警2人，宾馆老板1人，宾馆部门经理2人，宾馆服务员3人，出租车司机2人，桑拿按摩中心经理1人，下岗职工1人，公务员1人，其他身份1人。被XXX对号入座的松滋河宾馆老板蓝宝力，就是这15人当中的一个。

在全文66章、一个尾声中，这15个虚构的人物分别在19章中出场，20万字的篇幅中，描写这15个虚构人物的有31477字。蓝宝力仅在三个章节中提到，一个章节中出场，共占篇幅2057字。大意为：公安民警在摸排谁是绑架杀害胡梦廉、张元珍夫妇的凶手的过程中，发现松滋河宾馆老板蓝宝力在胡梦廉、张元珍失踪的当晚有五个小时的去向不能自圆其说，案发前其拨打过胡梦廉的手机，其与胡梦廉是战友，为了发展淡水养殖业和宾馆酒店业，曾向胡梦廉申请过300万元贷款，还有4个年轻人在其宾馆住宿没有登记，因为是其暗中雇请对付黑社会团伙的保镖。因而其嫌疑上升。经公安民警耐心追问，其最终才承认案发当晚那五个小时玩小姐去了。

我虚构这15个人物时，有时是沿26个英文字母的谐音取名字，如桃林宾馆服务员叶碧丝，就是“ABC”的谐音，德华大酒店餐厅经理易热福，就是“EF”的谐音，还有“姬丽克”、“艾最杰”均属于此类，有时是顺手翻字典，随意取来，“蓝宝力”这一名字是我三次随手翻开字典，各取一字联结而成。属于这一类型的名字还有桃林宾馆健美中心服务员徐月芹、常德柳叶湖宾馆客房部领班芦丽妮、安乡县城关镇派出所民警丁洪兵。我选择这样的方法取名，正是为了避免对号入座。我虚构这些人物的目的，一是公安工作属性的需要，二是保护有关当事人的需要，三是针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某种现象提醒人们高度关注的需要。这些虚构的人物是艺术的概括与提炼，是艺术形象并不具体指某人某事。

安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02]安民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称：“经过庭审调查表明，蓝宝力与柳建勋在基本特征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宾馆老板，同时从事淡水养殖业，都曾当过兵，庭审调查还表明，蓝宝力与柳建勋所处的特定环境相同，两者都向胡梦廉申请过贷款。在胡梦廉失踪的案发当天都曾给胡梦廉打过手机，案发后都曾接受过公安机关的调查，且认识柳建勋的读者在阅读过被告刊登的这篇文章后，都肯定文中的蓝宝力就是指柳建勋，在安乡再无人与此情况相似。这篇文章中描写的蓝宝力就是本案的原告柳建勋且具有排他性。”这完全与事实不符。

一是关于基本特征问题。蓝宝力的基本特征是：1、松滋河宾馆老板，无家庭住址，无出生年月，无文化程度，无籍贯，无民族描写，“松滋河宾馆”，是我根据流经湘、鄂两省的长江支流“松滋河”而取名，目的是增加地域特色和文学色彩，系我独撰，安乡县境内并无“松滋河宾馆”这一实体的存在。2、与胡梦廉是战友，只是当过兵。3、从事淡水养殖业和宾馆酒店业，4、家庭幸福，夫妻和睦，妻子有恩于他。他的儿女曾宣布，如果他像别的大款那样拈花惹草，做出对不起家人的事，就要和他断绝一切关系。

柳建勋的基本特征是：1、安乡县安丰乡人大代表、安乡县政协委员、常德市乡镇企业营销家、安乡县大湖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开办安乡县悦蓉珍珠养殖场、安乡县悦蓉宾馆个体工商户、安乡县工商联莲荷行业商会会长，家住安乡县城关镇，出生于1950年，汉族，技工学校文化。2、与胡梦廉不是战友，只是当过兵。3、开办悦蓉珍珠养殖场，属于淡水养殖业的一个很小的门类。4、家庭成员有：马幸春，妻，汉族，出生于1966年11月12日；柳神敏，子，汉族，出生于1981年12月19日；柳神捷，女，汉族，出生于1989年10月15日。

以上比较足可看出，虚构的蓝宝力与现实的柳建勋，在基本特征上仅开宾馆这一点相同之外，其余完全不同。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描写、刻画蓝宝力的基本情况、体貌特征、社会经历和家庭状况。写“他妻子有恩于他。他的儿女曾宣布，如果他像别的大款那样拈花惹草，做出对不起家人的事，就要和他断绝一切关系”。我完全是为了告诫那些有了钱就变坏的男人，家庭和睦最重要，不要因拈花惹草毁了幸福的家。至于柳建勋的妻子是否有恩于他，儿女是否向他作过类似的宣布，我虽未核实，但我敢肯定不会有如此巧合。从基本特征来说，虚构的蓝宝力与现实的柳建勋，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二是关于特定环境问题。蓝宝力的特定环境是：1、蓝宝力曾找胡梦廉贷款300万元，用于发展他的淡水养殖业以及扩大宾馆酒店业的经营规模。胡梦廉先是答应研究，最后以“资金紧张”为由拒绝。2、松滋河宾馆在城关派出所民警丁洪兵的管区内。丁洪兵每年来这里检查治安、火险隐患、有无色情服务等情况，少说也有二十次。所有见到他的宾馆工作人员，都热情地与他打招呼。3、松滋河宾馆客房利用率百分之九十，而登记在册的却没有百分之四十。4、8月15日之前，有4个30岁左右、身高在1.7米左右的年轻人在松滋河宾馆住宿了3天3晚，没有登记，一律免费。5、储存在胡梦廉手机中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乃蓝宝力拨打无疑。时间是8月15日20点36分。6、9月3日9时30分许、9月4日11时许，蓝宝力被请进公安机关，接受民警的讯问。

柳建勋的特定环境是：1、柳建勋曾向胡梦廉申请过贷款，也许贷到了，也许没贷到，且在安乡县向胡梦廉申请过贷款的人，肯定不只是柳建勋一人。假如凡是向胡梦廉申请过贷款的人都对号入座是蓝宝力，那该怎么办？！2、悦蓉宾馆不在城关派出所民警丁洪兵的管区内，丁洪兵也与悦蓉宾馆工作人员不熟，也从未到悦蓉宾馆检查治安、火险隐患、有无色情服务等情况。因为城关派出所根本就没有叫“丁洪兵”的民警，此人与蓝宝力一样纯属虚构。3、悦蓉宾馆客房利用率究竟有多少，登记在册的究竟有多少，没有查证，但肯定不会是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四十。因为松滋河宾馆客房利用率、登记在册率均是虚构的。4、8月15日之前，悦蓉宾馆没有4个30岁左右、身高在1.7米左右的年轻人住宿3晚，免费住宿无从谈起，更不存在与柳建勋的朋友关系，保驾护航关系。同样原因，这4个年轻人是虚构的。5、在胡梦廉失踪的案发当天，柳建勋拨打胡梦廉手机的时间肯定不是8月15日20点36分。这个时间也是虚构的。6、常德“9.1”大案发生后，柳建勋分别于9月2日、9月5日就此接受过公安机关的调查。而蓝宝力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时间是9月3日9时30分许、9月4日11时许，不是晚一天，就是早一天，且写明了几时几分这一具体时间概念。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常德“9.1”大案发生后，曾经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人员成百上千。通过以上6个方面的比较足可推翻初审判决作出的“蓝宝力与柳建勋所处的特定环境相同”的定论。

既然虚构的蓝宝力与现实的柳建勋在基本特征、特定环境两个方面都完全不同，初审判决所作的“这篇文章中描写的蓝宝力就是本案的原告柳建勋且具有排他性”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初审判决书还称：“在安乡再无人与此情况相似。”这一点算是没有说错，因为蓝宝力是我根据社会现象提炼、虚构出的“这一个”，除了柳建勋牵强附会，对号入座外，“在安乡再无人与此情况相似”，纯属正常，理所当然。正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正常现象。

第三、《魔头张君》不存在对柳建勋侵权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规定：“撰写发表文学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定的人为描写对象，仅是作品的情节与生活中某人的情况相似，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的内容，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该《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权受损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的有过错来认定。”

按照以上规定，文学作品构成名誉权的侵害，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描写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人，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有其区别于他人的包括性别、年龄、民族、籍贯、住址、工作单位、相貌、社会关系、生活经历等个性特征的某个真实的人，使人看了作品中人物的基本情况和事件描述后，就知道这是写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2、作者在主观上必须有过错，即作者有损害他人名誉权的故意或者过失。3、客观上造成了描写的特定人的名誉损失。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和学理解释中，认定文学作品中确指现实人物，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由我国著名民法专家王利明教授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高级司法官培训教材《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一书，对该类问题有过具体的阐释。该书指出：

“以真人真事作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是近年来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小说体裁，一般通称为纪实文学，它以描写真人真事，基本事实不得虚构为特点。”对于“不用真实姓名，地点也是虚构的小说，确定小说中的人物确指原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基本特征必须相同。基本特征，就是能够将一人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如职业、经历、外貌等特征。二是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必须相同，即生活、工作环境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应当一致。三是熟悉现实人物的人读后公认小说人物是指现实人物。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的，就可以确认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排他性，确系描写现实人物。”

该书进而指出：“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中，确定这类小说中人物排他性，采取纵横比较法。”“纵向比较，即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人物的纵向经历划分为几个主要标志，分析对照；横向比较，则将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在横的方面列出几个部分，如婚姻、婚变史、特殊的历史事件、外形特征、人际关系、生活环境等几个部分，分析对照。”王利明教授强调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同时告诫法院审理名誉侵权时，应采取纵向、横向的分析比较法。

我创作的《魔头张君》系一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文中的“蓝宝力”纯属虚构，是全文中15个虚构人物之一，其在20万字的长篇中，仅起过场人物的作用。所占篇幅仅2057字。是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我才虚构了这一个人物。我根本没有描写他任何特征，如年龄大小、何种民族、出生何地、文化程度、家住何处、高矮胖瘦、相貌美丑、家有几人、有无婚变、脾气性格、装束打扮、饮食起居，等等，我均未作一字描写。对蓝宝力的基本情况和特征我都无法也无须知道，读者当然更不清楚。对于XXX的这些基本情况和特征，我也同样一无所知。我连柳建勋的面都未见过，怎么会写出一个与他基本情况和特征相一致的蓝宝力呢？！虚构的蓝宝力与现实生活中的柳建勋的区别，我在前面已经作了比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文学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的特定人为描写对象就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的规定，我没有侵犯柳建勋的名誉权。此为其一。

其二，我在《魔头张君》一文中虚构“蓝宝力”这一过场人物，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既无损害柳建勋的名誉的过失，更无损害柳建勋名誉的故意。我与柳建勋素不相识，他生活在安乡，我生活在长沙，职业也不相同，无任何恩怨，亦无任何利益冲突，不具有侵害他名誉的动机和目的。因而，我没有侵害柳建勋名誉的故意。

其三，《魔头张君》对柳建勋的名誉未造成任何损害。事实并不象初审判决书所称：“这些内容均严重失实，使读者一看就误认为原告柳建勋是个‘不法商人’，是黑社会老大，是一个嫖客，并且与胡梦廉夫妇被杀有关，与恶魔张君团伙有联系。”仅就文中蓝宝力的现实表现而言，读者也不会对其得出如此危言耸听的印象。1、蓝宝力雇请4个年轻人做保镖，是为了对付黑社会团伙敲诈勒索或滋扰。他是黑社会团伙的受害者。谈不上他是黑社会老大。我笔下的4个年轻人并无违法行为，所谓“每月都要请他们到宾馆娱乐赌博三天三晚”，输赢后钻桌子，或顶枕头，即为娱乐赌博，而非金钱赌博。2、“松滋河宾馆没有严格按《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对所有来客严格进行登记”。也不能因为这点把蓝宝力说成“是个‘不法商人’”，顶多存在管理不严的漏洞。3、“后来，蓝宝力如实交待了8月15日晚5个小时的去向：玩小姐去了”。这里说的玩小姐，如同平时说的玩牌、玩车、玩水、玩球、玩电游、玩杂技。这是句口头语。玩小姐，并不等同于嫖妓女，因而蓝宝力不够成“是一个嫖客”的条件，公安机关也没有凭此对其按嫖娼作出处罚。4、至于说蓝宝力“与胡梦廉夫妇被杀有关，与恶魔张君团伙有联系”，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是阅读欣赏水平太低，要么是故意歪曲事实。因为事实明摆着：蓝宝力迟迟不肯说出8月15日晚5个小时的去向，是因为担心说出玩小姐去了，会引起家里人的误会。他的行为只能说明心存私念，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破案行动不积极配合。这也正是作者虚构这一人物的出发点。公安机关在侦查破案，摸排线索的工作中，常常会遇到这种为了顾忌个人得失而不及时提供真实情况，使侦查破案走许多弯路，耽误很多时间的人。作者的意图就是以虚构的蓝宝力警醒世人，不要因考虑一己之利，而延误了破案战机。

可见，文章连蓝宝力的名誉也未构成侵害，谈何对自动对号入座、实际毫无关联的柳建勋的名誉构成侵害。艺术的真实决不等同于生活的真实。作品中的蓝宝力也决不等同生活中的柳建勋，《深圳周刊》没有侵害柳建勋的名誉权。柳建勋因此受到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的说法无法成立。

以上是我致信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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