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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诗的变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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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诗的变形

“五四”新文学家废名(冯文炳)在《新诗十二讲》中提出了一个见解,是别人不曾说过的。他说:“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

此论令人耳目一新,却是空谷足音。虽然应者寥寥,但给人的印象很深。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汉书·艺文志》说乐府采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旧诗如此,新诗莫不如此。去年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会到叶延滨先生,他在讲座中对学生就这样说,新诗是缘“事”而发的。其实不但诗是缘事而发的,散文也是缘事而发的。不过,散文缘事而发,常常只需要实录,也就是直说。而按毛泽东的说法,诗“不能像散文那样直说”。而旧诗中,“像散文那样直说”的情况,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被钟嵘概括为一种手法,叫作“赋”。

举个例子说,如王安石《别鄞女》:“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得到幼女夭折的消息,愧为人父的作者连夜赶去告别,正是“天属缀人心”(蔡琰)。诗写得非常感人,但只是“像散文那样直说”。类似的例子如黄景仁《别老母》:“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也写亲情,也非常动人,也是“像散文那样直说”。这似乎告诉人们,只要有极沉痛的、能让人一听不忘的话,就“像散文那样直说”了,亦不失为好诗。不仅如此,如有极豪爽极痛快、能让人一听不忘的话,亦“像散文那样直说”,也会成就好诗,现成的例子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这样的情况在旧诗中的确是大量存在的,唐代孟浩然称“遇景入咏,不钩(一作拘)奇抉异,……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他许多诗的题目就是日记式的,如《夏夕南亭怀辛大》《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等。不但是孟浩然,《全唐诗》中充斥着这种诗题,常见诗如《赠汪伦》(李白)、《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别董大》(高适)、《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杜甫)等,最后成为一种旧诗命题习俗。习惯成自然,我自己也有《主家变故致小狗失所日与之食忽寻之不遇》这样的题目。这大概就是废名说“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的理由。这个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对他下面的一句话“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我就不敢苟同了。因为在旧诗中,不像散文那样直说的情况,似乎更多。清代诗家吴乔有《答万季野问》一文最妙。万问“诗与文之辨”,吴答:

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其可已于世乎?

“变形说”即:诗文之别在于变形不变形,吴乔此语,大概是最早的经典论述。“意岂有异”,换言之,均属缘事而发。“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饭不变米形”,“啖饭则饱”,散文式的直说,就像这个样子,一句话,无须变形。“诗喻之酿而为酒”,“酒形质尽变”,“饮酒则醉”,诗“不像散文那样直说”,就像这个样子,一句话,需要变形。诗中“事”的变形,或谓之“意象”。“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蒲松龄《聊斋自志》)在旧诗中,意象派的传统也是源远流长的。

最常见的诗例莫过于李白《静夜思》,直说只有三个字即“思故乡”,主要的落笔却在看月亮,这就是不直说了。看月亮就是思故乡的一个变形。人在异乡为异客,所接触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唯一熟悉的能与故乡发生联系的东西,就是月亮。诗中的“明月”,就是一个意象,是故乡的变形。顺便说,这首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诗,第一句本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本作“举头望山月”,在《唐诗三百首》中,“月光”“山月”一律作“明月”,改动者分别为明代人赵宦光和杨升庵,因为改得好,有刮垢磨光之功,故为蘅塘退士孙洙一并采纳,成为传世的定本。同样是常见唐诗,王维《相思》不是一提笔就奔相思,而是有一个追问,即何物最相思。诗人想到红豆,这不仅是相思的变形,也是相思的具象。在李商隐笔下,“迢递隔重城”的“相思”,是另一种变形和具象,成为唐诗的经典名句:“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在旧诗中,相对于“赋”,还有一种(也可称两种)同样常见的表现手法,那就是“比兴”。仍以唐诗为例,崔国辅《怨词》:“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读出“哀先朝老臣之见弃”的意思。“先朝老臣之见弃”,是诗所缘“事”,以秋衣见捐,喻宫人的失宠,是一重变形。以宫人的失宠,喻老臣之见弃,是第二重变形。唐代的宫怨诗,很多都是借宫怨说“事”,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如杜荀鹤《春宫怨》:“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一读即知别有寓意。真在后宫,岂有“承恩不在貌”之理。这首诗一定是落第士子对主考官的抱怨。与章碣《东都望幸》的寓意差不多。章诗云:“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其本事见《唐摭言》:“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诗刺之。”总之,要说这一类诗的“内容是散文的”,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了。

在新诗中,变形和意象的运用更加普遍,更加“钩奇抉异”。也许正因为如此,废名才觉得“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举例而言,“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郭沫若《天狗》),显然作者并不是一条天狗,他也不是月的光,不是日的光,不是一切星球的光,他只是要表现极度自我张扬的情绪。同一作者的《凤凰涅槃》《炉中煤》,也是一样的手法。“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呀不要悚惧”(冯至《蛇》),在诗中,作者只是打着比方,关于单恋那件“事”,也没有直接说出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徐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首诗表现出的情绪是迷惘,但关于失恋那件“事”,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假若诗人不用变形和意象,而直赋其事,那就会如同废名所说:“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

然而新诗有没有直赋其事的呢,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天狗》的作者,同时就有《笔立山头展望》《夜步十里松原》《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光看诗的题目就知道。“海已安眠了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郭沫若《夜步十里松原》)。虽然是直赋其事——夜步十里松原(与旧诗的命题方式一致),但诗人写出了美的发现:无数的星星像生物一样圆睁着他们的眼儿,无数的古松也像有知觉一样高举起他们的手,于是作者为之激动,为之共鸣,为之共振,他的神经纤维竟也和松枝一样地战栗起来。就“像散文那样直说了”,你能说这不是诗么。

艾青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所以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从本质上讲都必须是诗的,在话语方式上彼此有很大区别,但从本质上讲并无不同。

新诗的变形和意象运用,一定伴随着联想。“联想是由事物唤起的类似的记忆;联想是经验与经验的呼应。”(艾青)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成都诗人叶子写过一首《出轨》:“让我们小小地出轨一回但一定要比铁道部做得好不能车毁,不能人亡如果你答应了我们就把约会的地点定在温州高架桥上。”这首诗的第一句,好像是说男女关系,与动车事故并无关系。接下来说“一定要比铁道部做得好”,读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动车事故。接下来“不能车毁,不能人亡”,是说动车事故又不是说动车事故,因为回到了男女关系的话题。接下来更妙了——“如果你答应了”,是要求一个承诺。写男女关系似乎铁板钉钉。然而不然,“我们就把约会的地点”,这是半截话,是设置悬念。定在哪儿呢?万万想不到,诗人的建议是——“定在温州高架桥上”。板子还是打在动车事故上。这诗之所以为诗,完全是因为这种“出轨”和那种“出轨”发生了联想,完成了从这一事物到那一事物的飞跃。还有一位年轻诗人写了四行诗《送葬》,受到杨牧的激赏:“一群人抬着一具尸体走在离开的路上,也可以这样说一具尸体带着一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前两句是缘事,“也可以这样说”一语,是诗中的关捩,表明诗人有了一个联想,一个变形的构思,结果令人耳目一新,颇富哲理意味。在局部的构思上,新诗经典中也不乏其例,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只不过这里的变形,是通过比喻来实现的。

旧诗写作也是一样的,仅仅“缘事”,还不能“而发”。必须搭成联想,完成了思绪(诗绪)从这一事物到那一事物的飞跃,出现了变形,才能“欣然命笔”(毛泽东)。笔者有一次广元之行,走在古栈道上,下看是坠石,上看是龟裂的危崖——为安全起见,一是用铁丝网箍住,二是用地铆(一称铆索)钉住,仍然触目惊心。仅有这个惊心,尚不足以为诗。当我忽然想到“维稳”一词的时候,灵感就到了。写成《广元行》:“乱石当空累十丸,网箍桩铆冀平安。人心毕竟思维稳,便到千钧一发间。”另一次,是年关将近时,在京郊高速路上看到两边树上的鸟巢,又觉触目惊心。仅此亦不足为诗。当我忽然想到“空巢”一词的时候,灵感又到了。写成《春运》:“京郊地冻艳阳高,客至年关咒路遥。木落平林天远大,枝头留守有空巢。”此诗之所以为诗,也完全是因为此“空巢”与彼“空巢”搭成的联想,机场路上的即目之景与春运及春运背后的故事搭成的联想。

诗歌变形的方式很多,不只意象运用和比兴手法,各种修辞手法,都可以成为变形的手段。如拟人,就是常见的一种。“一根白发落在桌子上,像是一段可有可无的时光,被人注意或者忽略都已经不重要了一根白发终于找到了自己像命,找到了命运像人,找到了人生一根白发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一缕累坏了的阳光,可以安安静静地躺一躺了,然后怯生生地说我用一生,终于把身体里的黑暗走完了”(敕勒川《一根白发》)。这首为落发写的诗,整个地用了拟人的手法。这首诗的诗眼,或者说种子,就在最后一两句“我用一生,终于把身体里的黑暗走完了”,表达了一种解脱的意思。这一句是必须这样写,而前面所有的铺垫,则可以少说也可以多说,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的。就像王维《相思》,“红豆”是必需的,而“春来发几枝”还是“秋来发几枝”不重要,“劝君休采撷”还是“愿君多采撷”也不重要,都是可以的。

荒诞也是一种变形手法。如“关于这个女人。她的一个情人曾躲进大衣柜。另一个情人藏在床下。接着她的丈夫回来了所有的情感一下子绽放如同一扇久闭的大门他和他是同一个人,甚至他和他们也是的在一些时间,一些气候里像是在模仿。她的丈夫脱去衣裤,照镜子他就是镜子背后的那人。他躺在床上则是床下之人的投影”(叶辉《另一个情人藏在床下》)。触动诗人灵感的事,原是生活中最常见最不足道的,被称之为偷情的那种事。但诗人通过这个窗口,却洞悉到人性深处的东西,这种灵机一动,也叫灵感,是诗的受孕。诗中的丈夫脱去衣裤,一照镜子,就成为镜子背后那个人,一躺床上,就成为床下之人的投影,这种荒诞的说法,也就是一种变形。生活中平庸琐屑之事,因为这个变形被催化为一首奇特的诗。

有时,变形只是一句俏皮话。如“看着地图表弟说北京真大刚掉在里面的东西马上转身,就看不见了北京真是太大了三岁的孩子,站台上放一小下找了三年也没找到”(刘川《北京真大》)。在这首打击拐卖儿童的诗中,“北京真大”便是一句俏皮话,诗人略加发挥,就完成了一首小诗。前举叶子《出轨》,也便是如此。

常言道,习惯是诗歌的大敌。变形说到底,便是形象思维对惯性思维的突围。形象思维对惯性思维的突围,也不只变形一事,还有词语的陌生化,有一首诗说:“他那么老了,居然还有伤害词语的力量……一觉醒来,我问所有被伤害的词语它们说,他很无知但又总能把我们照亮。”(格式《和一个伤害词语的人共眠》)在这首诗中,那个伤害词语的人必是一个诗人。伤害词语,说穿了,就是陌生化词语。木心咏雪,诗中不叫雪,叫作“我纷纷的情欲”,木心就是一个“伤害”词语的人。

这是另一码事,需要写另一篇文章。

俯首甘为孺子受  虐杀原形的无限之旅  伏山修行参与中  盛世妆娘:家有骄阳初长成  带着手机穿皇宫  贪吻  快穿之炮灰女配来虐渣  写给青少年的中国历史  诗词赏析七讲  饿龙物语  人在奥特:起源0-50行星  从零开始的日常生活  思卿至此胡不归  你是我的四月星河  戏精小牡丹  西游:签到三千年,一巴掌扇死金翅大鹏  神级逆袭系统  哈佛给学生做的300个思维游戏  一胎四宝:孩儿妈是女神老师  夫人今日又在逼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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